法定减轻行政处罚系在具有法定减罚情节时，适用减轻行政处罚。

在国际上，法语的影响力不断下降，受到英语日益强势的竞争。[39]黄行：《国家通用语言与少数民族语言法律法规的比较述评》，载《语言文字应用》2010年第3期。

在形式上主要集中在第4条，而对第19条的关注较少，在内容上普遍偏重语言权并低估通用语条款，动辄指摘国家推广通用语的行为违宪，如认为对普通话作强制要求的做法有违宪法精神，侵犯了公民的语言权及其他一些相关权利。目前实践中的突出问题是，随着通用语言的普及，大量的地方语言正在逐渐消失，这种状况对于保持文化多元化极为不利。这些判决大体分为三个时期，即法语作为事实上的通用语言时期（1992年修宪以前）、法语作为宪定的官方语言时期（1992年修宪至2008年修宪）和双重语言条款结构时期（2008年修宪以来）。宪法委员会在审查中集中阐释了双重语言条款的关系。其次，是对1996年《法属波利尼西亚自治组织法》的审查。

因此，法语与地方语言的冲突变得异常激烈，达到了前者消灭后者的程度。[30]尤陈俊：《法治建设的国家能力基础：从国族认同建构能力切入》，载《学术月刊》2020年第10期。这三大基本原则之间也具有密切的逻辑关联和历史关联。

因此，如何在引入人民主权原理之时建构一种可以缓解或消解将主权与人民（公意）加以绝对化之风险的机制，就成为新中国历部宪法的一个应有课题。（一）社会主义原则 如前所述，社会主义是八二宪法文本中高频次使用的四字用语，其中广泛涉及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事业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方面与领域，甚至出现了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表述。（4）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制。其次，在民主主义原则方面，近年来提出了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并形成了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思想。

但将八二宪法基本原则限定于上述两项，似有意犹未尽之虞。与此不同，人民主权论中的人民，一般指的是卢梭所说的全体的社会契约参加者，即技术意义上的全体参加主权行使的公民，其自身分别拥有意思能力。

首先，在社会主义原则方面，产生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进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此，中国共产党领导顺理成章地确立为一项规范性命题，并成为社会主义原则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此过程中，经由五次的宪法修正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推动，上述三大基本原则的内容在观念上得到了重大发展，从而延续了其作为现行宪法之精神的重要地位和基本框架。八二宪法中的法治主义原则，正是在这种时代语境下确立的。

宪法的精神也可视为法的精神之一种。当然，在规范意义上，民主主义原则与法治主义原则均具有作为宪法基本原则的独立地位，其中，民主主义原则与社会主义原则相结合，曾经是五四宪法的两大基本原则，其实也体现了现代立宪主义的理想。当然，置身于当下的时代背景下，我们也要看到民主主义与法治主义互为补益的一面，认识到没有民主主义的奥援，法治主义其实也走不远的真谛。图1  八二宪法高频词序列图 从图1可知，在八二宪法文本中，使用频次超过40次的词语共计16个。

未尽的余言 八二宪法诞生以降，也因历经了激荡的历史变革而发生规范性变迁。但是，在近代宪法上最终确立的，不是激进的、难以稳定得以建制化的人民主权论，而是保守的、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带有一定欺骗性的国民主权论。

英国的丹宁（A. T. Denning）勋爵曾指出：宪法的精神反映了其人民的性格……个人的个性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知悉的独特内在价值：这实际上便是构成了我们宪法的一种精神。在八二宪法基本原则的认定中，还有一个问题需要特别指出：当今国内许多宪法学说均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和权力监督和制约也列为宪法的基本原则。

社会主义原则在八二宪法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从应然的意义上而言，宪法的基本原则乃发轫于立宪主义的精神本源，是立宪主义精神通过宪法制定或修改权力主体的意志朝向宪法规范文本弥漫开来的结晶。有鉴于此，以下缕述之。更有学者认为宪法精神兼具几种维度的内涵，其中，宪法文化构成宪法精神的内涵，公民意识构成宪法精神的精髓，而构建对于宪法的认同，是塑造宪法精神的重要部分。正因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条款仍可在宽泛意义上称为人民主权条款。换言之，对于八二宪法而言，尊重和保障人权和权力监督和制约与其说是宪法的两大基本原则，毋宁说是宪法的两个原则，一并包含在法治主义原则之中。

近代宪法上的国民主权条款中的主权概念，不仅包括已组织化了的国家权力，而且还可以包括一些具有超国家权力性质的权力，如制宪权。其次，根据宪法第1条第1款的规定，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第2款亦宣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

（三）法治主义原则 八二宪法的第三大基本原则，应是法治主义原则。而且较之于对可能产生权力制约功能的民主机制的重视，该原则更倾向于重视其中的权力集中机制。

在其《日本国宪法的精神》一书中，他虽然没有对宪法的精神这个概念进行直接的界定或阐明，但通观其论，基本上也采用了类似的立场。18世纪法国大革命推翻了由君主主权论所支撑的波旁王朝，使这次革命得以正当化的理论主要是卢梭的人民主权论。

其中，各级常务工作委员会地方中华人民共和国等语词不具有显著的价值倾向性。当年耶鲁大学的邓纳姆（William Huse Dunham）教授甚至认为：感悟这种精神，可能比分析它的实质更为容易，因为它是不可捉摸的。但在八二宪法文本之中，像现行宪法第33条第3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那样具有重大意义的概括性条款还没有确立。但由于新中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民主理念没有得到稳定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其民主实践也没有克服传统人治的严重弊端，加之构成民主主义原则之核心的、卢梭式的人民主权原理本来就存在将主权与人民（公意）加以双重绝对化的风险，最终招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

凡此种种，均切合民主主义原则的本质要求。应该说，在八二宪法修订期间的特殊政治环境下，这一点成为必要的选择，同时也表明：作为推动八二宪法修订的主导力量，深刻吸取了文化大革命有关历史教训的中国共产党，在此方面体现出了一种可贵的自我约束精神。

即使对某一国家同一部宪法的基本原则，学说上也可能有不同的认定结果。总之可以说，八二宪法的许多条款体现了权力制约的理念，但体现了该理念的概括性条款，主要是宣明了法治主义原则的宪法第5条。

尽管如此，宪法的基本原则既非源于空穴来风的构想，也非悬于超验维度的幻影。第3款与第4款则分别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当然，这一选择的具体建构多半也受到苏联宪法的影响。也有从宪法的内容、制度等角度来界定这个概念。这一课题本来可以通过宪法解释机制提供一种基础性的解决方案。质言之，所谓宪法的精神，应可理解为贯穿于宪法规范体系或其主要结构之中的核心价值取向，是整部宪法的根本价值目标。

然而，国家主义倾向于强调国家主权，在现实中青睐权力集中。不同国家在各个时期的宪法迥然不同的原因，正在于不同民族所特有的民族精神不同。

在此，我们不妨引入政治学、社会学研究中时常被应用的文本词频统计的方法加以分析。由上可知，八二宪法的人民主权条款，早在其发轫于五四宪法之时，就已然在解释学上蕴含了自我消解或缓和将主权与人民（公意）加以绝对化之风险的意涵，但这种解释学上的解决机制完全有赖于以依宪治国为核心的法治体系的运行。

邓小平就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具体而言，首先，八二宪法第1条第1款规定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在此之前的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在总纲中明确：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